出口同比增速下滑、投资和消费增速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２０１２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迹象，引发国内外关注。

如何看待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应对经济减速可能凸显的矛盾？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调结构”的困境？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入讨论，探寻经济增长的节奏和路径。

是“主动减速”还是“被动调整”？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许多嘉宾对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表达了关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１１．4％，比去年１２月份回落１．４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全年回落２．３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速度创１２个月以来新低。

“在全球经济问题迭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参加论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说，由于欧债危机持续、美国经济乏力，加之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走缓，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预期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菲尔普斯解释说，中国经济减速，“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基建投资速度放缓，并且出口很可能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举例说，“出口下降是被动的”。

更多与会嘉宾则认为，中国政府下调增长预期目标，“主动调整”成分更多。正如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分析师陆挺所说，这是“主动减速”，目的是为了实现“软着陆”。

陆挺表示，多年来高达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引发内需和外需等多种失衡，中国政府必须通过适当放慢速度矫正这些失衡。

“中国经济主动减速，向外界传递出经济增长更重视质量的‘积极信号’。”与会的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表示。

“主动降速有利于稳政策、稳增长、稳物价和稳大局。”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有了“四稳”基础，就可以为“加快转型、深化改革、改善民生”预留更多空间。

现在中国政府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从以往经验看，在多方博弈下，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都会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减速之后，近千万“就业增量”如何消化？

“主动减速”表明中国愿意为经济转型承受一定代价。那么，如何应对减速过程中凸显的就业难等矛盾？

“我们不再盼望看到两位数的增长，但很多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樊纲说。

按照政府预期目标，２０１２年中国城镇预计新增就业９００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４．６％以内，经济减速后就业压力不可小视。

对此，樊纲说，中国有８亿劳动力，其中３０％至３５％依赖农业生产，还会有大量劳动力不断迁移到城市，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高速度不可取，但过低速度更不可取。”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要在未来２５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否则难以消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

一些嘉宾认为，具体到行业，受“减速”影响的情况将有所不同。广州汽车集团公司负责人表示，汽车生产行业自然形成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２０１２年中国汽车业的增速预计会高于７．５％。

虽然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缓迹象，但与会嘉宾大多仍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走势持乐观看法，认为“不必夸大减速期面临的问题”。

“从长期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撑未来１０年以上８％左右的增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不是‘二选一’的命题，关键是通过持续改革破解体制障碍，释放发展潜力，寻求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对此，菲尔普斯也认为，如果平衡好增长和转型的关系，中国具备从内部实现自主创新的潜力，从而创造出内在发展动力，持续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转型”的困境？

让经济增长不再“紧绷”，目的是为转型发展“腾出”空间，但怎样改革才能“填补”上这个空间，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陷入“两难”境地？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２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迟福林说，应抓住外需减少的契机，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政府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领域的支出，力促经济主要靠内生动力均衡发展。

李克强副总理在论坛上强调，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

“清除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难度不言而喻。”迟福林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

“转型发展需要注入新活力。”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必须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尤其应加快国企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步伐。国务院近期强调逐步打破垄断，提出铁路、金融、航空、电信等行业逐步对民营企业开放。“这显示了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

“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推动，但主要还靠市场机制解决。”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如果改革到位，解决好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制约消费的制度安排，中国就能跨越‘拉美陷阱’，成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