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讲，彭丽媛是国家形象的另一种阐释和解读。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并非只有一个维度，它其实包含多个维度。每个受众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所见到的那个维度，去评价一个国家，不同视角下的评价最终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家总的形象。鉴于国际受众更多倾向从“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这个角度，去评判“中国”的形象，而且，国际媒体也总会以直截了当或者含沙射影的方式，指涉中国政府，久而久之，外界便倾向于将“中国形象”简化为“中国政府的形象”。

　　其实，“中国的形象”远比“中国政府的形象”丰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彭丽媛的出场如果能够获得外界赞誉，至少能够从另外一个维度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彭丽媛能够成为中国的“新名片”。毕竟，政府或相关机构并不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任何独立的个体，都能够在某个场合展示一个国家的形象。

　　正因为此，许多分析家认为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出访，的确有利于对外展示“中国软实力”。诚然，政府能够相对容易地垄断军事力量和许多经济资源，但政府并不能完全左右文化和价值观等软资源。因此，谈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的所作所为。

　　彭丽媛的端庄典雅，以及作为艺术家所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应首先看作是她“个人”的软实力。尽管软实力论说的初衷是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对象，但在国内层面上，不同主体也能够发展以及培育相应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并不局限于政府。哈佛大学有软实力，好莱坞有软实力，美国政府也同样有其相应的软实力，这在中国也不例外。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的配偶往往刻意保持低调，很少在国际舞台亮相，在公众场合，她们也从不谈论个人生活。这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的妻子多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肯尼迪妻子杰奎琳，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都曾经或正在充分施展“第一夫人”的魅力，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第一夫人”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研究“第一夫人”政治现象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尔戈尔说：“第一夫人在政治舞台上有独到影响力，可能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中国领导人配偶的低调行事，或许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此次，彭丽媛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高调”亮相，显然不是个人作为，它与外事机构的外交新思路或新思维密不可分。在国家形象日益重要的大环境下，如何运用新的思路或方法，来赢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成为外事机构一个极具挑战的艰巨任务。相关机构与专家学者也纷纷出谋划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提倡的“公共外交”。在国务委员杨洁篪看来，“公共外交工作中，政府更多的是发挥组织、推进作用，由媒体、民间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知名人士及普通民众活动为主”。换言之，公共外交可以简单看作是政府搭台，非政府行为体积极入戏。据此，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运用得当，它能够改善政府的国际形象，进而在对外交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待。

　　彭丽媛的此次随访，显然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公共外交”。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帆所言，“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是对官方外交的一种非常好的补充……第一夫人具有公共外交的成分。”作为这场公共外交的一员，彭丽媛向外界展示了其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在公共外交中，灵活性与弹性至关重要，政府不能也没有必要控制每一个环节。这是因为，与依托硬实力的外交迥然不同，公共外交作为软实力的载体，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否心悦诚服。在这一点上，公共外交绝非“宣传”。一旦它演变为宣传，非旦不能提升一国政府的形象，还会适得其反。

　　彭丽媛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表明这场周密安排的公共外交初见成效。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成功并非缘于政府的广泛介入，而在于遵循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用公共的价值观去触动公众，以真实的情感打动人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学者薛涌所说：“第一夫人的文化本质恰恰是朴实、浪漫的家庭生活，是对女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第一夫人并不体现大国之荣光，她所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许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