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後面不是秋 ——紀念鄧穎超同志誕辰110周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穎超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鄧大姐”。

　　鄧穎超同志少年立志“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15歲投身五四愛國運動，1924年參加組建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她曾經說過，“我們所以要加入共產黨，就是因為，第一我們愛國；第二我們愛民；第三我們反對反動勢力，反對黑暗，追求光明，要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為此“願將一生獻給中華民族奮起復興的事業”。從那時起，鄧穎超同志就同周恩來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一起，朝著這個目標頑強奮鬥，付出畢生精力，直到生命終止。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鄧穎超同志幾乎經歷了黨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有重大事件。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從事過黨的多方面工作，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鄧穎超同志在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重要歷史時刻，被推舉走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全國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她參與制定黨和國家一係列重大決策，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和建議，在外交、婦女、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推動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等諸多方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鄧穎超同志生前十分喜愛一首詩，其中寫道：“春天的後面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人民的事業與世長久，誰的生命與它結合，白發就上不了他的頭。”這正是她晚年奮鬥歷程和精神風貌的真實寫照。本文著重談談鄧穎超同志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黨和人民作出的貢獻。

　　為發展新時期對外友好事業做出巨大努力

　　1976年12月，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作出決議，決定通過鄧穎超同志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3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鄧穎超同志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可以說是一次遲到的任命。由于她在黨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1975年10月，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志提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並報請毛澤東同志批示同意後，已決定由她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是，周恩來同志堅決不同意，這件事被壓了下來。不僅如此，周恩來同志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她。對此，鄧穎超同志從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

　　鄧穎超同志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國際上普遍關注著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和外交政策。走出去、請進來，向國際社會介紹我們國家發生的新變化，成為鄧穎超同志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付出精力最多的一項工作。在這方面，鄧穎超同志確實具有別人難以替代的獨特優勢。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她就與一些國家的駐華官員、國際婦女組織的朋友以及一些進步記者接觸交往，結下真摯的友誼。新中國成立後，她會見過來自世界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各階層人士、婦女界代表，積極從事國際友好活動，為增進中國和世界的友好關係、維護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她又是周恩來同志的夫人。周恩來同志是新中國外交工作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在國際社會享有盛譽和巨大影響力，這使她在介紹中國、傳承友誼和增強互信方面，更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敬重和信任。

　　1977年2月至1980年6月，鄧穎超同志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率全國人大代表團先後訪問緬甸、斯裏蘭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鮮、泰國、法國8個國家和歐洲議會。為了圓滿完成出訪任務，鄧穎超同志在每一次出訪前都詳細了解被訪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情況，充分而精心地做好準備。她提出並踐行了“謙虛和藹，作風樸實，態度誠懇，政治敏銳”十六字方針。每次出訪活動，鄧穎超同志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滿，這對已年逾古稀且體弱多病的她來說，非常辛苦和勞累，但她總是以最好的精神風貌出現在國際社會面前。在被訪國，鄧穎超同志受到各國領導人破格的歡迎和接待。她上對外國元首，下對服務人員，都十分尊重，所表現出的坦誠友好、真摯熱情、敏銳豁達的風格和風度，受到普遍讚揚。有人稱她“像周恩來總理一樣，也是廣聞博識，明達而又虛懷若谷”。更多的人則飽含深情地稱她為“鄧大姐”或“鄧媽媽”。跟隨鄧穎超同志出訪的工作人員說：“我們的鄧大姐就是這樣細膩而精心地做友好工作，播下一粒粒友好的種子。”

　　在與外賓的談話中，鄧穎超同志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和變化，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針和政策，表明中國將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加強同各國的傳統友誼和友好往來。在中國實現歷史轉折的過程中，她傳達出的信息，對宣示黨和國家的政策、傳播友誼、樹立國家形象產生了重要影響，為新時期對外關係進一步發展鋪設了道路。

　　將婦女工作的責任“承擔到生命的終止”

　　“作為一名婦女，特別是一名女共產黨員，對于婦女工作是應該關心的；這個責任，我們應當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這是鄧穎超同志離開全國婦聯領導崗位後，對從事婦女工作的同志們提出的希望，也是她一生的承諾。她稱自己是“一個長期為各族婦女群眾服務的勤務員”。

　　鄧穎超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婦女解放運動，為婦女解放事業奮鬥了一輩子。五四運動期間，她參與組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又參與創辦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女星社和《婦女日報》，還參與組織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入黨後，她先後擔任過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部長、中共中央婦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前夕，她參與領導籌備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當選為全國民主婦聯副主席。她在全國婦聯副主席這個崗位上辛勤工作幾十年，付出大量心血。1978年，鄧穎超同志在中國婦女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不再具體領導婦聯工作。但她仍始終關心和關注各行各業的婦女工作，要求在各項工作中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鼓勵婦女界同胞“更好地為國家的事業而奮鬥”。其中，她花了不少力量投入的一件事，是推動婦女運動史的撰寫工作。鄧穎超同志指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它既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影響”，應該把編撰婦女運動史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責無旁貸的工作”。為了做好這項工作，鄧穎超同志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指導性意見。她指出，要堅持以黨的“兩個歷史決議”為“綱”和“重要依據”；堅持“實事求是，不能有一點含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她還指出，“關于歷史方面的事情是一點都含糊不得的”，“這是一件很細致、很麻煩的工作”，“要有很大的耐心和韌性”，“要有一種堅持不懈的精神”。她特別囑咐編撰婦女運動史的同志，要善于聽取意見，善于和人家討論，善于發揚民主。她說：“發揚了民主，就能‘集思廣益’。這樣做，不但對你自己有益，而且對我們黨的事業也有益。”1989年《中國婦女運動史》出版，這是鄧穎超同志晚年指導婦女工作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它的意義在于把歷史知識和經驗留給後代，對推動新時期婦女工作持續發展有著長遠和深刻的影響。

　　實踐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楷模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穎超同志和陳雲、胡耀邦、王震同志一起被增選入中央政治局，她還當選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這在當時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鄧穎超同志對黨建工作很熟悉，曾經兩次在中央機關擔任過支部書記，一次是大革命失敗後在處于地下狀態的黨中央直屬支部做支部書記，另一次是到革命根據地瑞金在中央機關做支部書記。她曾說，“對那兩次工作非常有興趣，也很留戀”。對中央紀委的工作，鄧穎超同志認為“是光榮的、重大的”。她說：“選我們搞這項工作，是黨對我們的信任，是黨內同志對我們的信任。”

　　鄧穎超同志在中央紀委任職的3年多時間裏，為恢復和端正被十年動亂嚴重破壞的黨紀黨風，做出了巨大努力。她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定不移地搞好黨風”，並強調，“我們紀委就應該經常注意抓這方面的問題，努力把黨風搞好”，“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中央紀委當時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是平反重大冤假錯案，復查大量歷史積案。鄧穎超同志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正如她自己所說，“工作量是相當大的”，“是很辛苦的”，“不容易的”。為了健全黨規黨法，她參與制訂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和《關于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幹規定》等黨內重要法規。這兩個法規的頒布，在黨內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給黨的建設帶來“一種新的氣象”。針對一些人在執行規定中“顧慮多，照顧多，嚴格要求不夠”的現象，鄧穎超同志呼吁：“反對特殊化，要從我們每個黨員，要從我們領導幹部做起，這是要有一點革命精神的。”

　　中央紀委的工作十分細致而復雜，面對的困難和阻力也很多，有些同志有畏難情緒，有些同志信心不足，鄧穎超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她說，“做黨的紀律檢查工作，不能怕麻煩”，“沒有麻煩，沒有困難，何必要我們共產黨！”“我們過去總是講要迎著困難上，不能知難而退。我們做紀檢工作的同志更應在這方面做模范”。

　　在維護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方面，鄧穎超同志更是身體力行，從我做起。她克勤克儉，廉潔奉公，始終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曾反復強調，“領導者的言行要考慮影響”，“做每一件事都要想著人民，想著黨的利益”。1978年她曾就身後事的安排以致黨中央信的方式寫下遺囑：“人總是要死的。對于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準我以下的要求：1、遺體解剖後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3、不搞遺體告別。4、不開追悼會。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1982年6月17日，鄧穎超同志重抄這封信時，又補充說明兩點，其中談到，房子“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以因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以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後來，江澤民同志批示說：“鄧大姐的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可敬可佩，值得我們學習。此件請常委同志閱後請辦公廳妥為保存，今後鄧大姐百年之後堅決按她意見辦。”鄧穎超同志去世後，按照她生前的心願，工作人員給她穿上16年前她為周恩來同志送行時穿過的一套舊西裝；骨灰裝進曾經裝過周恩來同志骨灰的舊骨灰盒裏；她的骨灰撒到天津海河，融入浪濤滾滾的大海中。鄧穎超同志的後事安排，折射出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偉大胸懷和高風亮節，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正如著名詩人臧克家所言：“她的人格、品德，可從此中尋了。這是最動人、最樸素、最概要、最傳神的自我寫照。”

　　為祖國統一大業傾注大量心血

　　鄧穎超同志十分關心祖國統一大業，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協助周恩來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她有個願望，“希望祖國統一大業在兩岸老一代健在時打下一個基礎，為下一代人開辟出一條道路”。為此，她殫精竭慮，付出了大量心血。

　　1979年12月，根據中央的決定，鄧穎超同志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她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領導各有關方面做好對臺工作。

　　鄧穎超同志主持對臺工作期間，多次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和擬定有關對臺工作的大政方針和具體政策。1981年，她指導起草葉劍英委員長對新華社記者的重要談話，進一步闡明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葉九條”）。這個談話，發展了對臺工作的方針政策尤其是“一國兩制”的內涵，發表後，立即在海內外引起轟動。鄧穎超同志還組織有關人員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指導有關部門制定了關于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文化、海運、民航、郵電等方面的具體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海峽兩岸關係發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和去臺人員的家屬曾受到衝擊。鄧穎超同志組織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協助中央制定有關文件，推動和督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盡快落實政策，認真解決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此期間，鄧穎超同志指導成立了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各項政策的落實，極大地激勵了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和去臺人員的家屬積極為祖國統一大業發揮作用、貢獻力量。

　　鄧穎超同志充分估計到對臺工作的艱巨性。她多次指出，祖國統一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長期的埋頭苦幹，每項工作都要扎實地去幹，具體地體現寄希望于臺灣人民，這是基礎。為此，鄧穎超同志會見了許多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僑界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其中有不少青年人。在交談中，她總是認真聽取他們對祖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詳細闡述我們黨的對臺工作方針政策，講述她曾參加過的兩次國共合作歷史。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羅青長同志回憶：“大姐善于講話，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談黨對祖國統一的方針，總是根據不同的對象，以不同的語言打入對方的心扉，使老朋友感到親切，新朋友感到高興。”鄧穎超同志還出席了一係列有助于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活動和會議，發表講話，闡述政策，影響深遠。鄧穎超同志主持和參與的一些重要工作，在兩岸關係史上留下了膾炙人口的篇章。1982年7月，她建議並指導起草了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信中寫道，“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句句發人深省；信中引用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深深打動人心。這封信，由香港報紙全文發表，被廣為傳頌，產生重大影響。1988年5月，她致信宋美齡，表示“深願與夫人共謀我國家民族之統一，俾我中華騰飛于世界”。1991年她受鄧小平同志委托致信張學良，邀請張學良夫婦“在方便時回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或定居”。這些信件，充分表達了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對祖國統一的深切期盼，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鄧穎超同志貫徹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領導對臺工作取得的成就，為打開新時期海峽兩岸關係發展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團結各界書寫政協工作新篇章

　　1983年6月23日，79歲的鄧穎超同志全票當選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她說：“我被推選為主席，對我來說，是責任加重了，我應該把政協工作做好。”在任職的5年中，她以改革精神和滿腔熱情，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新時期政協工作的新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六屆全國政協根據鄧穎超同志的建議實行了各項創新舉措。比如，建立了主席辦公會議，進一步完善了集體領導制度。又如，將過去大會期間臨時設立的提案審查委員會改為常設的提案工作委員會，把只在大會期間受理提案改為常年受理提案，並加強有關方面的聯係協作，推動提案辦理工作，從而形成一整套具有人民政協特點的提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為實現提案工作的經常化、制度化打下良好的基礎。

　　為貫徹鄧穎超同志關于政協就是統一戰線組織，就是做統一戰線工作的思想，更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六屆全國政協在組織上做了較大調整。參加單位擴大為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代表人士、少數民族人士、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歸國僑胞、特邀人士等31個方面，增強了人民政協的代表性和包容性。鄧穎超同志注重發揚民主，廣開言路，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的積極性和專長，為他們知情出力、參政議政創造條件。每逢國家有重大政策出臺，她都及時以各種方式向委員們通報情況，與大家充分交換意見。對每年的政協全體會議和幾次常委會議，鄧穎超同志都精心準備，親自主持，盡可能參加委員小組討論，認真聽取委員們的意見和建議。她重視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視察，了解實情，積極為中央各項決策建言獻策。她還十分重視文史資料編撰工作，親自為一些書籍作序，希望大家特別是青年在學習歷史中認識自己的歷史使命。

　　當時，開展政協工作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落實政策。在鄧穎超同志主持下，全國政協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她請多位政協副主席會同中央統戰部和各民主黨派中央，組織聯合調查組，先後分30多批到各地檢查督促這項工作。鄧穎超同志不僅多次聽取調查匯報，還不顧年邁體弱，親自到問題較多、影響較大的上海、天津等地督促指導。在鄧穎超同志的關心過問下，落實政策工作取得很大成績，鞏固和發展了愛國統一戰線，開創了政協工作的新局面。

　　鄧穎超同志還十分重視政協機關自身建設，強調政協機關的工作必須充分體現和發揚統一戰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好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合作共事、廣交朋友四件大事。她指出，機關建設要從機關幹部首先是共產黨員領導幹部入手，放下架子，和黨外人士交朋友，多聽不同意見，發揚協商精神，從小事做起，從細微中體現精神。她提出政協工作要注重實效，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鋪張浪費。對鄧穎超同志在政協的工作，江澤民同志曾代表黨中央給予高度評價，將她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一起，譽為人民政協事業“偉大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

　　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但她仍舊關心著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她時時用“老驥伏櫪，志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和“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的詩句激勵自己。1992年她在去世前半個月寫下的一篇文章中說：“我現在雖然年老體弱多病，但我作為一名老黨員，一直關注著黨的建設，關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關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這是鄧穎超同志的一貫思想，她也做到了“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今年是鄧穎超同志誕辰110周年。鄧穎超同志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保持的堅定的理想信念、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本色，是她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紀念鄧穎超同志，就是要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遺志，學習和弘揚他們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