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前辈们”都有哪些教训可借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领的“中国金融外交新常态”引发了世界银行这一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前辈”的关注。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昨日表示，希望与亚投行等形成联盟，推动实现15年内终结极度贫困的目标。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等老牌国际机构也已表达了愿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而在亚投行正式扬帆起航之前，如世行、IMF、亚开行等“前辈”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亚投行的成立是巨大的成功。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应该复制世界银行、IMF的现行模式，要有中国特色，慎用一票否决权(veto)，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该多边机制的决策高效落实，不受官僚政治影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MarcUza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IMF总裁拉加德近期也告诉本报记者：“多边机构的治理靠的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对于多边机构的信用和信心需要不断积累和培养，这就要靠机构的人员素质，成员国委员会的多样性，也要靠投票权和份额，在最后一点上IMF仍需努力。”

IMF：美国一票否决权使新兴经济体难发声

尽管IMF的使命并非基建投资，但其自二战来的一些运行失利和其中的大国博弈值得亚投行参考。

IMF在1946年3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目前已有188个成员国，总裁均来自欧洲。其主要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但发展中国家在IMF所享有的投票权迟迟无法与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相匹配，这也让IMF全球影响力有所下降。

起初，IMF起源于一个简单而伟大的构想——“稳定各国汇率，鼓励国际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各国进行关税战，平均关税高达30%以上；同时，各国竞相推行本币贬值，使得国际汇率混乱。为了在二战以后让世界经济有一个坚实的发展基础，1944年，世界各国领袖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产生了成立IMF和世界银行的构想。

当前，根据IMF的议事规则，对于重大事项的决定，至少须有85%同意票数。这意味着享有17.9%投票权的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此外，日本依然稳坐IMF第二把交椅；欧盟若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其拥有的投票权重约30%，比美国还多。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欧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迅速下滑，然而欧盟在IMF的席位仍然过多，即使在重新调整过投票权重后，荷兰的投票权重也仍将占到1.76%，而印度才占2.62%。”虽然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拦，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及投票权久久无法提升，这基本已经与国家经济实力脱节。

“一直以来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开放市场、体制改革等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苛刻条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发展中国家对IMF的指责声进一步放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铮告诉本报记者。

回首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向IMF求援时，IMF却要求其实施财政减缩政策，造成发展中国家更惨重的损失。IMF开出的不恰当“药方”导致亚洲有关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双方的关系大不如前。此后，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开始自立门户，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扩大外汇储备，很少再向IMF寻求贷款。

时至今日，IMF贷款往往都同那些在风雨中飘摇的欧洲重灾国有关。据悉，拉加德近期正为希腊债务僵局恼火不已。因此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这位“铁娘子”将多边机构的治理称为“艺术”。

亚开行：日本主导融资能力渐露难色

在亚投行构想提出之初，外界纷纷认为亚开行是最为落寞的多边机构。理由很简单，亚开行同样致力于基建投资，且行长是日本人，日本也是为数不多的对加入亚投行表示“不感冒”的国家。

这家成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区域性开发机构目前集中于五大领域：基础设施、环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金融行业发展以及教育。然而，亚开行每年的融资能力远远满足不了亚洲日益旺盛的基建需求，且常年的日本主导权遭致各方不满，也成了亚投行崛起的机遇。

融资能力减弱是亚开行的主要短板。2010～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但世行和亚开行目前每年能够给亚洲的资金大概只有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

随着亚投行成立步伐的临近，亚开行似乎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危机。亚开行近期已经决定，从2017年起将全年融资额度扩大至目前的1.5倍，达到200亿美元。

此外，亚开行的处境也因其较为苛刻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僵化，尽管要求申请国必须增强财政健康程度并不过分，但有些多年一成不变的要求便容易遭到部分国家的反感。

尽管各界对亚开行存在争议，但中国仍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亚投行的崛起更是一种补充。亚开行首位华裔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称：“亚开行有67个成员。除了美日之外，中国是第三大成员。中国是印度之后的第二大借款国。亚开行的董事会只有12位执行董事，而中国、美国与日本是仅有的拥有单个国家的执行董事席位，所以中国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亚开行的重大决议都需要董事会绝对通过，至今中国强烈反对的决议最终仍然实行的案例我还没有听到过。”

世行：致力扶贫望与亚投行结盟

世行成立于1944年，凡是参加世行的国家必须首先是IMF的会员国，总部设在华盛顿，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

一开始世行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二战后的重建，当前世行集中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减贫仍是世行的首要目标。然而，其作为贷款机构的影响力已经下降，部分是由于其以较贫穷国家为重点对象的贷款的限制性加深。

2008年5月，林毅夫被正式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也充分说明了世行对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世行已可谓是多边机构中最“太平”的一家，这或许与其“减贫”的使命有关。

“世行行长历来都由美国人担任，可能由于世行涉及的大国博弈较少，因此美国当时选择执掌这一机构，而让欧洲人执掌涉事较为敏感的IMF。”一名经济学家向《第一财经日报》称。

昨日，金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亚投行与中国正在创建的其他一些发展组织将可创造出“可能十分强大的盟友”，从而对全球各国为消除贫困现象而付出的努力作出贡献。他还表示，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官员进行会面，届时将会商讨合作的可能性。